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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文明史上，很少有一種疾病像艾滋病那樣對全球社會造成如此深遠的影響，并把文化沖突、人權和公正、危機和整合等所有社會學所關注的問題都顯現了出來。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及其所蘊涵的價值，已經遠遠超出了艾滋病本身所具有的符號意義，動搖著經典社會學的理論及其相關范式。當艾滋病在社會的演繹中一步步隱喻化，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變?yōu)榈赖屡小⒉⑦M而轉換成一種政治壓迫的過程時，對艾滋病社會預防模式的研究也必然要超越醫(yī)學和流行病學的視角，放到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

20年來，中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報告數不斷攀升。艾滋病的迅猛增長使得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艾滋病具有了全球性涵義。中國能否成功消除艾滋病危機，不僅關系到人民安康和社會發(fā)展，也關系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聲望以及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評價，進而影響到中國在全球的經濟貿易發(fā)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如果國家再不建立起一種有效的社會預防模式，中國很可能在短期內成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這對中國社會的和諧發(fā)展將構成巨大威脅。

研究發(fā)現，在任何國家，無論采用何種社會預防模式，其成功或失敗的原因都是相似的，即：凡是建立在傳統(tǒng)公共衛(wèi)生管理框架中以強制控制手段和居高臨下的政府管理者形式建構的社會預防模式，由于缺乏主體對象（感染者、患者和邊緣化、易受傷害人群）的信任與合作，結果往往無效；而所有以“對人的關注”為出發(fā)點建構的社會預防模式，由于重視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受艾滋病影響的人群之間的合作，重視跨學科的艾滋病研究成果，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產生效果。

中國要采用最有效的措施和最合理的社會經濟成本控制住艾滋病的流行，必須改變策略，建構一個結構簡單、功能健全、國家-公民社會-國際社會有效合作的模式。這一模式對傳統(tǒng)的公共衛(wèi)生控制理念是一種挑戰(zhàn)，也是今天世界各國所普遍面臨的一種治道變革。

但是，要建構這一模式，還需要從制度層面解決以下問題：

1.打破“限制結社”的管理思路，促進公民社會的形成與發(fā)展。中國正經歷著一個建構和諧社會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非營利組織在管理社會、協調各種利益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將日趨增強。為保證憲法的公信力，政府有必要打破“限制結社“的做法，改革不適應社會發(fā)展的社團登記管理制度，擴大政府支持下的艾滋病民間組織的行動空間。這是中國艾滋病社會預防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

2. 從制度層面為交叉學科提供研究平臺，促進社會科學應對艾滋病的努力。長期以來，中國的一些社會科學研究者以自己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艾滋病的社會預防中發(fā)揮著獨到的作用。“在與艾滋病相關的問題上，他們的主張和行動，體現了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所具有批判意識和社會良知。 ”但是，要消除中國的艾滋病危機，僅僅依靠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不夠的。作為關系人類利益和社會發(fā)展的重大實踐，國家應當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課題設計中，打破單一學科的隔離性招標方式，用新思維、新方法凸顯跨學科研究的重要地位，從制度層面為交叉學科提供研究平臺。

3. 設立國家和地方傳染病基金制度，從容應對公共衛(wèi)生的更大挑戰(zhàn)。在中國，隨著各種新型傳染病的不斷出現，國家公共衛(wèi)生還將面臨更大的挑戰(zhàn)。要避免國家公共衛(wèi)生陷入各種可能危機，從容應對更大挑戰(zhàn)，國家和地方必須盡快設立傳染病基金制度，鼓勵民間捐贈。這不僅是艾滋病和其他傳染病防治的需要，也是促進政府與民間合作管理社會的重要條件。

在艾滋病問題上，將基金制度納入社會預防模式，其科學性和合理性是明顯的。

第一，? 基金制度可以為自然-人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提供平臺，促進不同學科間的相互滲透、相互交叉，提高研究成果的質量。第二，基金制度可以通過項目形式整合國家和社會各界抵御艾滋病或其他傳染病的力量，在此過程中逐漸擴大公民社會的責任空間，形成政府和民間合作管理社會的格局。第三，由于資金分配可以根據實際需要變化調整，因此不僅能避免體制上的不合理而造成的被動工作狀態(tài)，也能避免國內外資金的不合理投入和不規(guī)范使用。第四，基金制度不但可以在中國應對艾滋病的過程中發(fā)揮巨大作用，同時也可以成為中國應對其他傳染病的制度保障，增強對新型傳染病的應急能力。第五，通過基金開展的項目評估和考核，由于不涉及部門官員的晉升或降職，可以最大透明度地接受輿論監(jiān)督。這樣，政府、研究部門與非營利組織之間就能形成緊密的互動合作關系，在減少艾滋病對中國和人類危害的同時，推進中國社會的和諧發(fā)展。

科學、合理、有效的艾滋病社會預防模式的建立并不是簡單的經驗總結、方法借鑒的問題，也不是一種領導思路和決策智慧的產物，而是一種體制創(chuàng)新的嘗試，是國家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觀念走向進步的綜合表現，也是中國在國際關系事務中贏得信任和尊重的重要前提。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女）